〈專文〉因噎廢食的離地治理─禁用行動電源是錯誤的風險政策

想像一個日常場景：下班尖峰時段，一名長時間通勤的上班族，手機電量只剩下個位數。電子票證、行動支付、工作訊息與家人聯絡，全都仰賴這一支手機運作。若因身處捷運車廂而被迫關掉行動電源，電量焦慮便被制度化。這不是誇張假設，而是全面禁用行動電源後，一座高度數位化城市必然面對的現實。

近日因捷運車廂內行動電源冒煙事件，引發是否應全面禁用的討論。乍看之下，禁用似乎是最直接、最安全的選項，但從公共治理與風險管理的角度來看，這樣的作法不僅無法真正降低風險，反而暴露出台灣行政體系長期存在的離地問題，是一種錯誤的風險政策。

首先，禁用混淆了風險來源與風險治理。行動電源確實使用鋰電池，鋰電池在極端條件下可能發生熱失控，這一點無庸否認；但鋰電池並非行動電源獨有。智慧型手機、藍牙耳機、智慧手錶、平板電腦，甚至部分醫療輔具，全都依賴鋰電池運作。若只針對行動電源，卻對其他鋰電池裝置視而不見，所謂的安全便不再是科學判斷，而成為選擇性恐慌，政策邏輯自然站不住腳。

若將這種邏輯推到極端，問題會變得更加荒謬：要不要因此禁用電動車？電動車同樣使用高能量鋰電池，全球各地也早已發生多起起火、燃燒，甚至造成人員傷亡的事故，確實有人因此喪命。但社會的回應從來不是全面禁止電動車上路，而是透過更嚴格的電池標準、更高的製造規範、更完整的測試制度，以及消防與救援流程的升級來因應風險。這正說明一個基本原則：風險存在，並不等於只能用禁止來處理。

其次，全面禁用行動電源對城市生活造成的不成比例衝擊，遠超過官員在辦公室裡的想像。台北早已不是只靠紙本與現金運作的城市，電子票證、行動支付、即時通訊、導航與工作待命，構成現代生活的基本結構。行動電源不是奢侈配件，而是延長城市數位生命線的必要工具。禁用的結果，是把電量焦慮制度化，將不便與成本轉嫁給通勤族、輪班工作者與外勤人員，這不是保障安全，而是以安全之名犧牲效率與公平。

從執行層面看，禁令同樣難以落實。行動電源體積小、樣式多，現場難以即時辨識容量、品質與安全狀態，一旦明文禁止，第一線人員勢必面臨爭執與申訴，執法標準也容易流於主觀。更諷刺的是，禁用還可能製造反效果：鋰電池安全的關鍵在於可視、可散熱、可即時應變；當乘客擔心被攔查，反而更可能把設備深藏包內，出現異常也不敢通報，風險因此更不可控。

這種一出事就禁的反射式決策，正是官僚離地治理的縮影。成熟的公共治理，應以精準管理取代粗暴禁止。合理的方向其實很清楚：限制無認證或品質不明的產品，設定容量上限，禁止不當使用，並建立清楚的異常通報與處置流程。公共安全政策最忌諱的不是不夠嚴格，而是不夠精準。當政府以禁令取代治理，風險沒有消失，只是被轉嫁給人民。真正該被拋棄的，是那種不食人間煙火、只在辦公室裡想像人民生活的治理心態。